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奋进的新征程。我们进入新的历史时代时，会不禁思考中国由大而强的深层意蕴。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强”的意涵丰富而饱满，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这个深深扎根于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国家，在强盛、强大之后，一定会带给世界更大、更多的繁荣与和谐。

首先，“强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必然追求。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兴盛，近代以来的衰败与落后挨打，使中华儿女都有“强起来”的梦想。《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立于天地之间，中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倡效法天、地之道，从而刚健有为、宽厚包容，这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观察和体悟。既然“天”周而复始、不知疲倦地运行，人就要积极进取，永不懈怠。由此，“自强不息”成为中国历代独立自主、奋发向上的精神引导，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独特的顽强品格与精神气质。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从“盘古开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与自然顽强搏斗的上古神话，到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运动，皆反映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谋求自立自强的不懈努力。如今，经历了无数历史磨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豪情满怀地加快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在通往世界强国的征途中，中华民族将会更加自强不息，变梦想为现实，创造新的世界奇迹。

第二，中国之“强”是“君子之强”，这是由中华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继承发扬三代文化传统，王道政治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孔子谈“王天下之言”，谈以“道”治国才能“致霸王”；孟子则言及“王”“霸”之别。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服，埋下隐患，自食恶果。王道，则是以德行仁，天下为公，讲信修睦，人们心悦诚服，自求多福。《中庸》记子路向孔子请教“强”。孔子反问他：你说的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抑或者是你自己的强呢？孔子指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南方之强”是宽厚柔和、谆谆以教，对于无道，也以德服之。“北方之强”则表现为不解甲胄，随时准备战死沙场的气力之强。相对于气力之强，孔子更主张追求具有德性气质的君子之强，这样才能随和而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攀附，不轻易改变操守与志向。这样的“强”其实才更自主自立、坚韧持久。

第三，中国追求的“强”本来具有中正、正义的气质，也就是“强而义”。中国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当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冲突的时候，或者当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天理和人欲发生矛盾时，就要执中而行，不偏不倚，理门义路。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强而义”的观念，其中记载了大禹和皋陶讨论“知人善任”“安定民心”等问题，皋陶提到了“九德”，影响很大，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很明显，“九德”都不是单一、纯粹之德，而是以“而”字相连的“合德”，前面是具有先天属性的本然之德，后面则是对前面的节制与调和。既然人的本性之德存在偏失或不足，就需要通过后天的修养来弥补。“强而义”就是如此，“强”是强壮、有力，但强者容易自持勇力而凌人，因而需要以“义”加以节制。这样，就不会强而无制，就会以礼制中，在强大有力的同时做事合宜，符合道义。这便是完美的强德了。

“强而义”的观念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强”成为时代的追求，但时人对“强”却依然坚守“强而义”的价值判断。例如，楚灵王当初任楚国令尹时势力强大，心怀野心，常常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多有僭礼之举。后来，他又靠强力自立为王。即位之后，对内穷奢极欲，为所欲为，对外相信强权，穷兵黩武，最终众叛亲离，外无援助，自缢而死。对于这一结果，时人叔向早有预见，他曾说：“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叔向认为，他以强克弱，还心安理得，虽然强大却不合于道义。不合于道义的强，必然招致灭亡。实际上，“强而义”乃是中国历来追求“强”、评判“强”的价值标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

中国的现代强国之路，是让人信心十足、步履稳健的“中国道路”；中国之强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综合国力的强大，更是“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明的熠熠生辉。有外国媒体说得好：“中国是一只正在苏醒的狮子，但他是一只和平、友善和文明的狮子。”中国从传统中走来，也必将带着自己优秀的传统走向世界。

原载：《光明日报》2017年12月8日理论版

作者：陈霞，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孔勇